【读书】52分钟读懂《置身事内》，探索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的深层逻辑，让你一窥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置身事内》PDF下载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关于中国政府和经济的书籍，《置身事内》。这本书的作者是兰小欢，他是复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专注于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这本书自去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广泛好评，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1分。据作者在微博上透露，这本书在短短5个月内就加印了9次，可见其销售火爆。
我认为这本书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作者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中国政治和经济运作的逻辑，即使是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也能轻松了解当下时代的情况。其次，随着我们国家的不断强大，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畅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国家的发展战略，并积极参与到政治和经济改革中。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一本关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现状分析的入门书。书中的知识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些。此外，还有一本黄奇帆的《分析与思考》，也非常值得推荐。因为它更加详细地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相关政策的利弊。下次有机会，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好的，下面我们来探讨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这是了解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一环。我国采用的是五级政府管理体系，从上至下分别是中央、省、市县、区和乡镇。中央政府的主要构架是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四套班子，而省、市、县三级政府也完全复制了这一模式，形成了条块分割、多重领导的复杂局面。
所谓的“条”指的是中央到地方的纵向、以部门为依据的管理体系。例如，中央政府有财政部，省政府有财政厅，市县政府有财政局等等。而“块”则指的是以行政区划为界的地方政府。大多数地方部门需要同时接受“条”和“块”的双重领导。以县教育局为例，既要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又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通常情况下，“条”是指业务关系，“块”才是领导关系，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任免。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体系下，如何设计出一个有效的制度来提高决策效率，并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那么，究竟该由中央做主还是由地方政府做主呢？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这件事是否具有外部性。简单来说，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人。例如，在公共场合抽烟会让他人吸二手烟，这属于负的外部性；而打流感疫苗不仅自己受益，也降低了他人的感染风险，这是正的外部性。因此，一件事是否由地方政府做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件事是否会影响到其他城市。如果市里建设一所小学只招收本市学生，那么市里可以做出决定；但如果本市工厂的排污影响了其他城市，那么排污问题就不能由本市说了算，需要省级政府协调；如果污染问题还跨越省份，那么可能需要中央来协调。
其次，我们需要考虑地方政府行政区域的大小。简单来说，一个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域越大越好，有以下两个好处。首先，能提高事务决策的效率。行政区域越大，影响其他城市的事务也就越少，需要上级协调的事情也就越少，从而能够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其次，能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节省公共物品的建造成本。规模经济效应是指随着规模的增大，生产成本和经营费用都得以降低，从而获得成本上的优势。例如，政府建造的公园，游客越多越划算，因为建造和维护的成本可以分摊。同样道理，地方政府的行政边界也是如此，因为规模经济效应使得公共服务覆盖的人口越多越划算，镇、区也是越大越好。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行政边界可以无限扩大。一个公园虽然免费，但人流过多会导致拥挤，服务质量也会下降，而且住得远的人也会不方便。因此，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域划分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才能做到最合理。
根据您提供的文本内容，我对其进行了优化和润色。以下是优化后的文本：
一般来说，行政区域的划分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首先，可以根据基础设施条件来划分，主要考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和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其次，可以根据人口密度来划分，人口稠密的地方可以在较小的范围内为更多人提供服务，从而实现规模收益。相反，人口稀少的地方需要较大的行政区域。第三，可以根据地理条件来划分，利用山川河流等自然界的界限作为行政管理的边界，这是历史上常用的划分方法。第四，可以根据语言文化差异来划分，尽管普通话在一些大中型城市已经得到普及，但在一些小县城仍然使用当地方言，这可能导致政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增加成本，降低规模收益。
然而，这些行政区域划分方式只是为了理解行政区域而设定的大致框架。实际上，人口密度和基础设施等因素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例如，随着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头部大城市集聚，现有的行政边界需要被打破，以在更大范围内提供无缝对接的标准化公共服务。因此，出现了各种都市圈规划，如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此外，随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行政区域也可以简化，例如近年来一直在实施的撤县设区政策。行政区域的划分与地方政府职权范围和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有关。简单来说，行政区域越大，决策效率越高，政府成本越低。然而，并不是说行政区域可以无限放大，还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人口密度和地理条件。
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来看，上下级政府的职权划分应该如何合理平衡？在政府职能部门中，尽管上级政府在名义上拥有最终决策权和行使权威的能力，但由于信息过于复杂，上级并不能了解某个事物的具体情况，此时下级可能是实际权威的拥有者。因此，我们常说的“县官不如现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因为下级在信息优势方面占据着巨大的优势。那么如何平衡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权力和信息不对等呢？或者说如何让上级和下级在决策过程中更加高效？
作者提出，如果下级拥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且承担主要后果，那么应该允许其自主决策。如果下级虽然具有信息优势，但决策结果对上级非常重要，那么上级应尽可能多地干预，但干预程度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因为上级的干预可能会降低下级的工作积极性，且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更有利。此外，为了防止下级扭曲和隐瞒信息，上级的监督和审计非常必要。既要进行巡视督查工作，也要监督审查官员，以防止出现类似于欺上瞒下的情况，最终导致上级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例如，回顾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为了完成中央指定的任务，地方政府过于追求表面的成绩，进行了弄虚作假的行为，导致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断、生态环境破坏，国家经济一度面临崩溃。另外，如今地方GDP的数据也存在问题。每年国家都设定了GDP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往往会将其设定得比中央更高。但实际情况往往与目标存在巨大差距，例如2018年，许多省份主动调低了GDP数据，降幅高达三分之一以上。
此外，激励机制对上下级职权划分产生了影响。一般来说，为了使政策全面落实，上级和下级之间需要形成激励相容的机制。
所谓激励相容，指的是上级希望实现的事情，下级政府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换句话说，就是要保证下级政府的利益，只有保证了利益，下级政府才会产生意愿。上级政府想要实现的事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比较具体，规则和流程相对明确，成果也较容易衡量和评价。这类事情更适合进行垂直领导和管理，例如海关主要受到上级海关的垂直领导，地方政府的影响力较小。这种权力划分符合激励相容的原则，工作主要由系统内的上级安排，绩效也由上级评价。职业升迁和日常福利都来自于系统内部。另一类事情比较抽象和宽泛，例如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上级往往只有大致的目标，需要下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资源实现这类事务的激励相容原则要求给予地方更多权力，并与地方分享发展成果。不仅需要激励地方努力做好，还需要对地方进行约束，防止地方政府过度借债和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推高增长数字。
此外，还有一些部门，虽然工作性质比较专业，但与地方经济密不可分，需要与地方政府进行合作。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面临中央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设计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变得至关重要。
在环保领域，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一直存在，导致政策难以全面落地。上级政府重视环境质量，而下级政府则担心环保会影响经济发展。这种上下目标不一致的现象，导致政策执行受阻，环境质量逐渐恶化。
随着技术进步，中央政府开始直接监控污染企业，安装自动记录实时排放数据的系统，并直接传送到国家环保监控网络，防止数据造假。这一举措虽加强了监管效果，大幅降低了污染，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6年国家开始对环保体制进行改革，采取垂直管理和地方管理相结合的方式。省级以下的环保部门由省环保厅垂直管理，而市级以下的环保部门则由市环保局直接管理。这种改革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并增加了上下级的激励和制约机制。
回顾地方政府职权划分的三大原则，它们分别是：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信息复杂性以及激励相容。从公共服务覆盖的范围角度来看，不同人对公共服务的评价不同，享受该服务的代价也不同，所以要划分不同的行政区域。从信息复杂性的角度来看，掌握不同信息的人看法和判断不同，所以要把决策权交给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从激励相容的角度来看，上下级的目标和能力不同，所以要设立有效的机制，去激励下级完成上级的目标。
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逐步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中央的财政事权。同时，要逐步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城乡社区事务等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另外，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业、粮食安全等体现中央战略意图、跨省且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则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已经明确，但政策的有效执行离不开相应的财力支持。换句话说，地方政府是否有与职权相匹配的收钱能力是办好事情的关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国家的财政和税收制度是如何设计的，这些制度的优缺点有哪些，对我们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要理解我们国家的财税制度，必须讲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房价暴涨、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等。那么分税制究竟从何而来呢？这就要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说起。
在经历了大跃进时期之后，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最后导致农业效率急剧下降，农民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暗地里采取了包产到户的生产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农田分到每一户家庭，每户在完成需要上缴的公粮之后，多出来的部分就属于自己。这种多劳多得的方式一下就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随后其他的地区和省份也开始纷纷效仿。
到了1980年，国家把承包责任制引入到地方政府财政改革之中中央和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多出的部分划回地方不同地方的具体承包形式和分账比例也是五花八门的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叫做收入递增包干比如先给地方政府设定一个固定的年收入目标增长率超过的部分划归中央每一超过的部分则和中央55分成在承包制的激励之下各地方政府不断扩大税收来源，大力发展经济。
其中一种做法就是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以此来增加企业增值税和利润税的收入。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纳税总额也急速增长。以广东省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富裕，而中央财政却越来越穷。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规避与中央分成。
比如当时规定地方预算内的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而预算外的收入则可以留给地方。于是很多地方政府违规给企业减税甚至免税，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集资赞助等手段对资金进行回收，这样无疑就提高了地方的财政收入。于是国家为了重新掌握财政收入的主动权，提升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所谓分税制，简单来说就是原先地方政府的包干制度，现在改为直接按税种划分上缴。比如当时占全国税收收入1/4的增值税，在改革之前是地方政府最大的税收收入，而在改革之后就变成了共享税，需要按比例与中央分成，当时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
为了防止地方收入急剧下跌，中央设立了税收返还机制，确保改革后地方增值税收入与改革前相当，新增部分才与中央分。分税制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应对重大冲击奠定了基础，如97年亚洲金融危机、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汶川地震等。同时，它也保障了重大改革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然而，地方政府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由于支出分配未完全划分清楚，如公共服务、教育事业和社保等方面支出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但他们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导致地方政府越来越穷。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经济发展指标，地方政府只能从其他地方筹钱。此后，地方政府找到了他们的摇钱树——土地出让金。
1994年，为了顺利推行分税制改革，中央决定将国有土地转让的决定权和收益留给地方。起初卖地收入并不多，因为土地转让主要用于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转让价格优惠。直到1998年城市土地价值开始显现。当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意味着商品房和房地产时代的正式开启；二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规定农地想要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这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利。当需求和垄断叠加时，土地价值呈几何倍数增长。各地政府开始大量征收农民土地，然后有偿转让，土地财政开始膨胀。此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方式从工业化变为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一方面继续低价供应大量土地用地招商引资；另一方面限制商住用地的供给，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赚取土地垄断收益。这不仅增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机会，还带动了当地的服务业，进一步拉动了房地产用地价格的上涨。
然而，随着地方经济飞速发展，一些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首先是土地资源和建设用地分配的问题。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国家规定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但由于用地指标不能跨省流动，这影响了土地的使用效率。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突飞猛进，大量人口涌入，却没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工业和人口容量都遭遇到了人为的限制。再如寸土寸金的上海，依然保留着289.6万亩农田，而同时中西部却有大量闲置甚至荒废的产业园区。因此，如何有效推行土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分配、解决供需矛盾的关键所在。
其次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随着土地价格的水涨船高，地方政府不仅可以拿征收来的土地去银行做抵押，还可以用土地未来的收益做抵押来获得大量资金。只要用借来的钱不断的进行投资和建设，并且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城市就会扩张、地价就会上涨、就可以偿还连本带利越滚越多的债务。这也就是所谓的土地金融的基本逻辑了。由于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所以政府想要借钱投资就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这类公司大都是国有独资企业，统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城投公司。
比如说，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等城投公司在项目运作时，它们具体的资金来源有哪些呢？书中以成都的著名景点宽窄巷子为例，它位于成都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景点，商业气息浓厚，同时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但是，这个项目在开发初期面临着保护、拆迁、休憩、重建等复杂问题，而且需要大量的投资和长时间的周期，盈利前景也不明朗，民营企业难以处理。因此，从2003年开始至今，一直由两家全资国企负责，先是成都城投集团，后来由成都文旅集团接手。整个景区的开发和完成共花了16年的时间，从文旅集团接手开始算，总共投入了大约6.5亿元。那么这么多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说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利用从政府取得的大量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获得大量银行贷款和其他资金，实现快速扩张。其次，依赖政府的补贴，补贴种类多种多样，除了税收返还外，还包括纳入公共预算的专项补贴。例如，政府设立了一个旅游产业扶持基金，或者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城投公司，并以某种名义将转让费原数返还作为补贴。第三，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得企业能够大量借款。虽然我国的担保法规定政府不能为融资平台提供担保，但实际上政府不断向融资平台注入各类资产，市场自然认为这些公司不会破产，信用评级也会比一般的民营企业更高。例如，银行对成都文旅集团的授信额度为176亿元，而文旅集团发行的债券评级也是AA加。总的来说，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类城投公司可以获得大量资金，用于城市的建设和投资。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有益的。但是，是否能够长远受益就很难说了。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提高自己任期内的政绩，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城市扩张，最终导致过度负债和产能过剩。因此，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地价下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累积的债务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可能会直接压垮政府融资平台，甚至是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实际上，自2010年以来，我们国家一直在治理和改革地方债务。我们采取了几种主要措施。首先，我们直接从债务入手进行债务置换。简单来说，债务置换是指使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来替代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由于政府的公债利率通常在4~5%左右，而银行贷款利率则要7~8%甚至更高，因此置换后能够大大减少利息支出，缓解了偿付压力。其次，我们从城投公司入手，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并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我们对公司的业务和治理结构进行改变，不再允许官员兼任公司领导职务，从而将城投公司转型为普通国企。第三，我们从金融机构入手，对银行以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和约束，以避免大量资金流入城投公司。最后，我们从政府官员入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监督惩罚体系，对过度负债和贪污腐败的官员进行终身追责。其次，我们设置了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例如将当地官员的实际收入与本地财政情况密切相关，以及与本部门本单位的绩效密切相关。最后，我们培养官员的使命感和价值观，通过潜在的精神力量来驱动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行为。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地方政府如何投资一个行业或一家企业。实际上，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利用注入资金或补贴的方式来支持国内企业，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有些人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其力量对国内企业进行投资和补贴，以迅速提升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实现弯道超车。然而，也有人认为过度保护企业反而不利于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成长。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市场自然的优胜劣汰机制，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企业。那么，本书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先从京东方的故事说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大陆彩电行业的主流产品，还是笨重的显像管电视，当时这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行业内也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早已经是一片红海，所以各大企业的竞争模式就是打价格战，各地也建设了大量的显像管工厂，但是此时国际技术主流，却已经转向了平板液晶显示，这种显示面板的厂商都在日韩和中国台湾，而大陆却没有任何相关的技术，只能够完全依赖进口，结果也可想而知，液晶面板的市场定价和行业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少数几家企业手中，2006年三星、LG、奇美、友达等6家主要企业，甚至协商作价，联合操纵市场，以抬高面板的价格，在这种背景下，由老国企北京电子广场改制而来的京东方，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经过多年的考察学习和自主研发，京东方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生产小型，液晶面板的能力，但是想要全面实现国产化，关键还得看有没有钱，2006年国内彩电巨头TCL、创维、康佳和长虹，计划联手解决技术垄断的问题，于是他们拉来了京东方，想借助财力雄厚的深圳市政府的投资，在当地建设生产线，但是日本夏普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立刻游说深圳市政府提出帮助，其建设更加先进的生产线，但条件是将落后技术的京东方踢出局，由于夏普的技术和经验远胜于京东方，于是深圳市政府答应了夏普的条件，并于2007年与其签署了合作协议，然而仅仅一个多月之后，夏普就终止了与深圳的合作，随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上海的，上广电和京东方合作之际，夏普故伎重施，先是主动提出要与上广电合作，等到京东方被踢出局之后，夏普再次找借口终止合同，很显然夏普的目的就是想要破坏，我国液晶面板国产化的进程，但是这种破坏也注定是不可持续的，2008年合肥市政府决定，与京东方合作建设生产线，当时他们采取的融资方式是股票定向增发，简单来说就是让政府融资平台，去购买京东方增发的股票，以股权的形式进行投资，但是当时要建设一条生产线呢需要175亿元，而合肥市的财政收入只有161亿元，所以为了弥补政府财力不足，这次股票增发的对象不限于政府，也面向社会资本，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夏普又来搅局，但这一次合肥市领导下定决心没有再动摇，搅局自然也就没有成功，可以说为了实现液晶显示新技术的国产化，和提振当地的经济发展，合肥市政府把家底都押上了，在政府的带动下，大量的社会资本参与了投资，2009年通过定向增发融资121亿元，其中城投公司出资30亿，其他的社会投资机构出资90亿，此外京东方利用国开行牵头的银团进行贷款，金额高达75亿，合肥生产线的建成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上下游厂商落地合肥，形成了产业集群，更是一举打破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对大陆的技术封锁，其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接下来境外厂商也终于坐不住了，开始迅速推进与大陆的实质性合作，通过京东方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政府往往是通过，购买定向增发的股票，或者委托当地银行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贷款来实现投资的，特别最近几年，随着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出现，政府投资方式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简单来说就是，政府通过把钱交给私募基金经理去打理，从而对新兴企业进行投资，并且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其中，说了这么多种政府的投资方式，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头的那个问题，就是政府到底该不该利用投资和补贴的方式，来扶持一家企业或者一个行业，作者认为分以下几种情况来进行判断，首先要看国内市场的规模，在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家，国内市场规模非常小，国内企业要利用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就必须依赖出口，此时政府如果投资和补贴国内企业，就相当于变相的补贴外国消费者，但是在我们国家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就在国内，所以规模经济能够让国内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此时政府可以考虑帮助本国企业进入市场，这不仅能够打破国际市场的扭曲和垄断，还可以降低国内下游产业的成本，促进其发展，其次，要看是否有合理的退出机制，退出机制有两层含义，第一，扶持政策本身要设有退出机制，比如对企业的补贴逐渐降低直到退出，以给企业不断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动力，第二，低效企业破产退出的渠道要顺畅，简单来说就是保持优胜劣汰，政府只是帮助企业降低一些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而不能帮助企业，去克服所需要提升的能力和竞争力，，下面我们就来讲本书的第二部分，宏观现象，我们先从房价来说起，最近我们看新闻会知道，一些房地产开发商频频被曝光，资金链断裂，楼盘烂尾事件也是层出不穷，，，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不断上涨的房价，一直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没有之一，有很多人节衣缩食，然后透支着一辈子的收入，只为供一套房子，可以说无论一个城市的经济有多发达，公共设施有多完善，如果房价始终居高不下，那么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都将大打折扣，房价暴涨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供需失衡，地方政府先是通过限制商住用地的方式，来抬高土地价格，从而从银行获取更多的资金，这些资金一部分用来建造城市基础设施，一部分用来补贴工业用地，以实现招商引资，这样一来加速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由于现代经济的聚集效应，经济越发达的城市人口流入也就越多，此时居住用地的供给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从而进一步推高了房价，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全国商品房价均在20年间涨了4.2倍，，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更是远远超过了人均收入，房价的暴涨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居民端债务的快速攀升，据统计到2019年末，城镇居民的平均债务是收入的1.6倍，已非常接近美国的负债水平，要知道美国在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居民债务是收入的2.1倍，，所以可以看出的是，我们国家的居民负债已经非常高了，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似乎人人都愿意透支更多未来的收入，来为今天的生活买单，而一旦经济下滑，随着居民收入下降和房价下跌，高负债率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像是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当时每4套按揭中就有1套资不抵债，很多穷人的资产一夜清零，大量的借款人无法还款，最终导致银行倒闭，此外由于消费端受到严重的影响，失业率也开始攀升，从而全面引发经济衰退，不仅如此，高房价还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有钱人通过投资房地产让财富，得到迅速的增长，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被房子套住了，每个月需要还高额的贷款，没有钱消费，而穷人买不起房，更加倾向于借钱消费来进行当下的享受，比如刷信用卡或者用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各种个人消费贷来进行消费，据统计，2014年到2017年间，我国收入最低的50%的人储蓄基本为0，甚至为负，但是这种完全靠借钱来消费的方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钱被花掉了，却没有形成未来更高的收入，债务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从2016年开始，我国就明确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政治理念，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对个人购房限购、限贷，以遏制炒房行为，同时通过提高房地产企业贷款门槛、设置三道红线降低企业负债率。深圳市政府更出台二手房指导价以抑制房价上涨。在我看来，要解决房价问题，必须从供需矛盾入手。其中，有两个主要途径。首先，为大城市提供更多的建设用地。我国对建设用地指标的管理非常严格，每年的新增指标由中央分配到省，再由省分配到地方，这些指标无法跨省交易。即使面对大量人口流入，东部也无法从西部调剂用地指标。然而，年轻人并不只是因为地方大就往哪里跑，他们依然会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聚集。因此，土地流向和人口流向背道而驰，地区间房价差距也因此越拉越大。
为了解决土地供给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第一，让全国建设用地指标能够跨区域流转，实现交易。这可以让用地指标根据人口流动来划分，人口流出的地方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的地方用地指标增多，这样才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第二，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我国的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用地归国家所有，另一类是农村用地归集体所有。虽然城市土地可以直接在市场上流转，但农村土地必须先被政府征收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这使得地方政府完全垄断了土地供应。直到2019年，这种局面才得到打破。
总的来说，要解决房价问题，需要从政策层面进行全面调整，打破现有的土地供应模式，让土地资源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房住不炒”的理念，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在法律层面，土地管理法的修正案首次确认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可以通过直接向市场中的用地者进行出让或出租，不再需要先征收为国有土地。此外，充分利用农村闲置的宅基地也是解决房价高问题的关键途径。借鉴重庆的地票制度，例如一个农民进城后，家里闲置的两亩宅基地可以还原成耕地并获得地票，然后在土地交易所出售给需要建设指标的区县。农户能从中获得85%的收益，相当于增加了进城农民的收入，并增加了土地供给，从而稳定了房价。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房价高的问题，需要增加土地供给，包括跨省流转用地指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以及盘活农村闲置的宅基地。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解决购房能力的关键。要提高人们的购房能力，就必须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而这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目前，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60%，意味着有4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但农业产出仅占GDP的1%。因此，鼓励更多的人进入大城市是必要的，因为大城市规模大、分工细，低技能的人也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和收入。然而，也有人担心过多的人口流入会给大城市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带来巨大负担。但作者认为，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无限扩张，但劳动力的流动完全是自由的，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平衡人口增长和城市资源的供应。
以上是我对土地管理法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在解决房价问题中的作用的思考和观点。那么这就意味着，当拥挤带来的成本超过收益时，自然会有个体选择离开。此外，虽然人口流入会占用更多资源，但外来人口主要是为了工作和生存，因此他们同时也会创造更多的资源。总的来说，缓解城市压力的关键在于增加资源供给，而非限制需求。自2014年起，我们开始推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差异，并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同时，公共服务供给将按照常住人口规模而非户籍人口来规划，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地方政府在2016年根据上年度的户籍人口数量，合理安排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发改委在2019年提出，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的城市应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而对于300万至500万的城市，应全面放宽落户条件。作者认为，城市化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只有当土地和人口都能自由流动时，资源配置的效率才能进一步提升，从而实现地区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2008年到2018年的十年间，我国债务累积的情况值得回顾。在2008年至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实施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仅放宽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限制，还不断降准、降息，以放松银行信贷。对于银行来说，政府项目和房地产项目风险最低，是最佳的放贷对象，因此与基建和房地产相关的投资迅速增加，房价也随之飙升。而到了2010年至2011年，前期刺激导致经济过热，加之猪肉价格大涨引发的通货膨胀抬头。所以，货币政策逐渐收紧，到了2011年年中，欧债危机爆发，出口受到影响，国内制造业陷入困境。为了缓解压力，央行在2012年采取了降准降息的措施，并放宽了对地方融资平台发债的限制。同时，以信托贷款为主的影子银行开始扩张。影子银行是指银行通过将理财产品出售给普通民众，然后将筹集到的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再让信托公司把钱借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地方融资平台。这种方式既能保证银行的资产负债率，又能顺利地将资金流向房地产。然而，随着2015年股灾和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以及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美元开始加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下跌，大量资本流出国内，经济开始萎靡不振，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央行再次连续降准降息，并实行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以刺激房价上涨并带动经济复苏。然而，总体债务规模也在不断增长。
到了2016年，中央首次提出房住不炒的定位，全面收紧房地产调控。在此背景下，央行在2018年出台了资管新规，严格控制影子银行信贷和资金收缩。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全面暴露。截至2018年末，我国债务总量占GDP的258%，其中居民债务占54%，政府债务占51%，企业债务占154%。可以看出，与政府债务和居民债务相比，我国的企业债务负担非常沉重，且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然而，在这庞大的企业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仍然与政府投资和房地产相关。一般来说，企业债务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负债，约占GDP的40%，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回报率低；第二类是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约占GDP的75%，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金较少；第三类是其他类型企业的负债。
总的来说，过去几年中，我国经济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货币政策收紧、欧债危机、出口受阻、制造业困境、影子银行扩张、股灾、产能过剩、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经济萎靡不振、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企业债务负担沉重以及房地产相关债务占比高等问题都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策的调整，我国经济逐渐适应并应对这些挑战，未来仍将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他们常常以储备的土地作为抵押，通过银行获取更多的资金，从而扩大土地储备。这种模式使得企业的规模和债务不断膨胀，在经济不景气、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企业的负债压力会变得难以承受。
国有企业自2008年以来规模迅速扩大，但效率却低于私营企业。大量资金闲置，未能转化为相应的新收入，从而增加了整体的债务负担。近年来，国家为去杠杆化，出台了各种政策。如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置换以降低风险，或剥离其政府融资功能。对于房地产企业，设定融资的三道红线以防止其过度负债。同时，国有企业通过推进国企混改，引入社会资本，以提升整体经济效率，从而降低宏观债务负担。此外，加强金融体系监管，完善资本市场发展，提升股权融资占比也被视为降低债务风险的有效措施。
众所周知，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巨大的投资和出口，迅速崛起为工业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着国家崛起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国内经济结构失衡，资源过度集中在生产和投资上，而相对忽视民生和消费，导致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匹配。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产能过剩和国内消费不足，无法消化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进而引发国际贸易冲突。
我们首先探讨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早在2005年至2007年间，我国家庭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已跌至低点，地方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大幅度减少，政府随即实施了4万亿刺激计划，加大投资力度，导致投资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47%，结构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由于国内居民消费不足，加上国外需求也在下降，因此大量投资涌入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领域，带动了房价和地价的飙升，提高了债务负担和风险。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后，才逐步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造成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有哪些呢？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居民储蓄率过高，这主要是由于房价上涨、政府民生支出相对不足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居民收入过低。事实上，政府和企业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相当于转移了居民的收入，变成了公路、高铁、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上。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完全正确。随着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投资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少，而老百姓收入和消费不足会导致很多投资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收入，从而加剧债务负担。此外，资本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会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将更多的资源从政府和企业转移到居民手中，降低政府投资支出的同时加大其民生支出。具体来说，可以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城市应该以人为本，让更多的人向大城市聚集以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此外，我们还需要拓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渠道，发展各种直接融资渠道特别是股权融资，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这些措施涉及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美国政客和媒体经常提起的话题之一是中国制造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然而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就业率和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这说明一方面制造业就业率的下降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中国科技的进步对美国全球霸主的挑战更加实在。这也是中美贸易冲突和美国技术遏制可能会长期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理论上来说中美贸易不会损害美国的科技创新但保守心态占了上风对华技术高压政策可能会持续下去。然而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能否提升国民的消费能力全力开发国内市场进而实现国产替代。
回顾整本书的内容，我们首先探讨了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并强调了税收能力对地方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性。随后，我们探讨了分税制的起源和我国当前的财税制度现状。重点讨论了地方政府如何利用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加速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但这也导致了房价暴涨、过度负债、产能过剩、贫富分化以及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继续推进各类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国企改革。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要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以充分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推动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